在现代语境中，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并没有所谓国学之说，20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新式学术文化的冲击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
⑧康托发现并且证明了规模比较大的无穷集合可以完全映射到规模比较小的实无穷集合中。迫害、苦难、流亡使一个民族意识到，当物质一无所有，唯一能够使人们同心同德、互相认同、同舟共济、即使分散也能够相认的印记就是一种唯一共享而排他的精神，所以需要一个唯一神来凝聚所有精神力量。
这种有限性或部分地归因于上古的有限记述能力，但更重要的可能原因是，正如我们所分析的，五经的意图本来就不在于故事性，因其思想并非聚焦于史实细节，而是聚焦于承载着历史之道的历史性（historicity），即一种历史所以成为这种历史的运行方式，更准确地说，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某种组织方式，这种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经验和思想赋予意义。如同一切事物的两面性都能够与阴阳之间形成类比，天象也很容易与人事形成类比，只要愿意类比，不同事物之间总能以诗化的方式显示出相似性或对应性。 一个可持续的精神世界能够解释所有事情的意义。精神世界以何事为本，意味着解释任何意义的方式。尽管历史的问题规模明显小于存在的问题，但历史却是存在的意义根据。
既言传统，就意味着，虽然巫与史各自关注的事情分属神人两界，但其间必有串联承接之一致性，否则无以过渡而形成一个具有基因连续性的传统。不过，汉代以制度形式确认经的至高地位早有事实依据，并非主观选择，六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是权威文献，为百家共所引用，如庄子所综述：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42] 显然，梁先生所奉行的仍是某种中庸之道，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最终走印度文化的路，反身向后。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作妻子的又是他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他、饿他、卖掉他，很不算事。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页。《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在他看来，它们作为人类的三种人生态度，代表了三种根本不同的文化路向、文化精神。[17]《孟子·滕文公上》。原来照前所说，中国的办法，拿主意的与听话的，全然分开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2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9页。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3页。[⑧] 这种无条件的通盘受用西方化、全盘承受西方化的主张，竟然从一代大儒的口中说出来，这对于当今的那些原教旨主义儒家来说，恐怕是骇人听闻的。[⑨]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他总想天下定要有个做主的人才成，否则岂有不闹哄的？闹哄起来谁能管呢？怎的竟自可不闹哄，这是他不能想象的，闹哄怎的可不必要有个人管，这也是他未从想象的。
[4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8页。[1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5页。
而且，前者乃是首要的。现在所谓小范围的生活——表层生活——就是这大意欲对于这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用这六样工具居间活动所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是也。
因此他对于这个闹哄无已的中国，总想非仍旧抬出个皇帝来，天下不会太平。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35]。1、人类本性论 在梁先生看来，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乃是基于人类的本性。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不乏洞见与启示，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值得商榷的问题。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要做现世人的生活，不梦想他世神的生活。
[4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页。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在这些工具之后则有为此等工具所自产出而操之以事寻问者，我们叫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
一事，一事，又一事…… 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⑥] 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
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其实，批判皇权专制也是儒家的一种传统，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作为明清之际一代大儒的黄宗羲。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从来所没看见过的。再者，梁先生所说的科学，例如他提到的植物学、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都是自然科学。
[2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0页。他向来所走的路是什么路？是一个人拿主意，并要拿无制限的主意，大家伙都听他的话，并要绝对的听话，……便是所谓独裁，所谓专制，而为我们向所走的路。
由此可见，用先验的或先天的人性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做法，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同一的人类本性何以竟会生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这些都是梁先生始料未及的问题。
这个西化方案的哲学基础是梁先生的三段式的历史哲学，即关于中、西、印的文化三路向的理论。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
[49] 照梁先生这里的意思，西方的人生态度、文化精神乃是出自人类的本性。[⑧]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9页。他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伺候他丈夫而已。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
1、批判皇权专制 梁先生首先展开了对皇权专制及其社会伦理、文化心理基础的批判： 我们试把我们假做个十多年前的醇正中国人来看，这大的国家竟可没有皇帝，竟可不要皇帝，这是何等怪事。这种历史哲学的形上学根据是其意志论的人性理论。
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揭示。所谓人权（human rights），其本义指个人的权利（personal rights）。
他说： 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